对于美国基督徒来说，没有比这更迫切的问题了：美国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它的活力和事工如何才能得到更新？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教会出了很大的问题。在教会内部，两极分化和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导致各方都认为教会陷入了严重的问题。在教会之外，记者、社会学家和其他观察者都在为教会在人数、体制和影响力上的下降而悲叹或兴奋。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前进之路——教会在灵命、神学和体制上更新，直到基督的教会再次兴旺起来，直到它再次透过用真理吸引和接触人群，用爱心来服事和塑造人群，并得到成长。
理解前方道路的最佳方法是从叙述美国教会的衰落开始。
最后的兴盛
二战后的美国教会似乎很强大、很兴旺。1952年，75%的美国人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这是前所未有的；1957年，超过80%的人说宗教“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1950年代，自认为从属某个教会的百分比从55%跃升至69%。从1950年到1960年，美国人口从1.5亿增加到1.8亿，在战后婴儿潮的帮助下实现了创纪录的增长。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一半的美国人都定期去教堂，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百分比。
这种宗教大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无处不在。宗教繁荣，似乎在每个阶层、种族、地区和宗派爆发了出来。天主教似乎终于进入了文化主流，不再只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民族教会。大主教富尔顿·辛（Fulton Sheen）在广播和电视上都有大量追随者。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中，非裔美国人的教会占据了前台和中心位置。即便是保守的白人新教基督徒，也因葛培理空前成功的事工而处于上升阶段，他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构与领袖联盟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将自己与基要主义区分开来，将自己的运动称为“福音派”。
最强大的是主流新教宗派，包括卫理公会、路德会、圣公会、长老会（PCUSA）、美国浸信会（ABCUSA）和联合基督教会（UCC）等自由派神学宗派。他们历史悠久的建筑位于所有城市的中心，他们旗下的学校和机构具有最高的声望，他们的捐赠基金也很庞大。甚至他们的神学家，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也是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和有线电视网络上。
衰落的开始
然而，这个看起来很高的水位线几乎立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会衰落，这种衰退首先从主流宗派开始。圣公会从1960年代中期的340万成员的高位，到1990年代初下降到240万。到了2019年，它的记录是只有160万名成员。主流长老会在1965年有425万成员，但到2000年，他们的人数为250万，2020年更是下降到了125万。
其他主流自由派教会也出现了类似的人数急剧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很明显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多数主流基督教宗派都停止了增长，并开始萎缩。……这些宗派中的大多数自美洲殖民以来一直在不间断地增长。……现在它们的人数已经开始减少，扭转了两个世纪以来的趋势。”
这些话是迪安·凯利（Dean Kelley）在其1972年的重磅著作《保守派教会为何在增长》（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中写的。凯利是一位法律学者，曾为美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NCC）这一主流新教的协作机构工作。他并不是一个保守派基督徒：他游说反对在公立学校祈祷、并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任职。然而，凯利对主流宗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在衰落早期，凯利听到圣公会人士抱怨“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敬虔了”，但对此他回应说：
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在萎缩。虽然大多数主流新教都在努力度过他们希望只是暂时的逆境，但其他宗教却洋溢着活力，如美南浸信会、神召会、“神的教会”、五旬节派和圣洁会、福音派、摩门教……甚至耶和华见证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黑人穆斯林，以及许多较小的团体，他们都很活跃。
主流新教宗派的衰落一直持续到今天。我记得几年前在纽约市与一位圣公会牧师谈话。他在20世纪50年代上过神学院，他说当时主流的自由主义新教正处于上升期。他所受的训练让他对《圣经》中的命题和论述采取高度怀疑的观点。他所受的教导是，要把它们解释为传说，并找到圣经与现代心理学和思维的最佳结合点，然后宣扬这些东西。自由派神学家认为，圣经从未批判过现代思想或流行观点，圣经只是反映时代。这位牧师认为，传统基督徒——主要是天主教徒、福音派和基要主义者——无望地落后于时代，很快就会消亡。
那是20世纪50年代。但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纽约市的许多主流教会只能通过将他们的场地出租给来自世界各地的、相信传统基督教的、追求重生的基督徒教会来维持自己的持续运营。后者这些教会在不断壮大，而主流教会却在不断萎缩。这位圣公会牧师说：“坦率地说，这感觉是上帝对我们的审判。”
对主流宗派的三个批评意见
一、来自凯利的社会学批判
问题出在哪里？凯利写道，宗教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最大程度上的意义”。这些意义不是我们可以发现的那种真实的、小规模的意义，比如在邻里间帮助他人或为一个好的公益事业做志愿者。相反，最大程度的意义使人们能够带着信心和希望面对痛苦和死亡，并寻求最长远的公共益处，甚至为之做出牺牲，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个“宇宙性目的”的一部分。唯一似乎适合产生这种结果的最大程度意义是那些宗教提供和验证的意义。
凯利认为，保守派基督教继续主要关注属灵需求和超自然的“最大程度”宇宙意义——神的存在、耶稣复活的真理、圣灵对内在改变的力量、耶稣替代受刑的功效，以及神国度的最终到来。
另一方面，自由派主流基督教已经完全适应了现代世俗思想。他们拒绝神迹的概念，拒绝靠圣灵重生的概念，拒绝耶稣肉身复活的概念，拒绝圣经的可信……用凯利的话说，他们采用了“相对主义……冷漠和个人主义”，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社会软弱的证据”——社区衰弱的标志，这导致了美国人无法有力地凝聚在共同信仰、意义、宽恕、爱和属灵成长这样的生活周围。
自由派主流基督教采用了自我治疗的观点，并放弃了传统基督教关于性和金钱的道德约束。凯利用他所谓的强大宗教团体应有的“小小的大约束”（Minimal Maxims）来回应：
那些认真对待自己信仰的人：（1）不要把它与其他信仰/忠诚/实践混为一谈，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一回事，或者假装它们一样、具有同等价值，或者如果它们不是这样的话，则相互兼容。（2）对加入组织的人提出高要求……不要容忍或允许那些不完全致力于该组织的人继续留在组织内。（3）不同意、不鼓励或不纵容自称是信徒的人违反其道德标准或信仰实践。（4）不要对此保持沉默，要为之道歉；也不要让它被视为对教会没有影响或不该有影响。
那么，现在主流教派的“宣教使命”是什么呢？凯利说，这些宗派把自己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政治事业上，而不是引导人们信心和在信仰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他们也越过了（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发出的）基督徒要在世上作盐作光的简单呼召（太5:13-16）：关心他们的邻舍，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工作，并帮助穷人。
相反，主流宗派将自己——因此也是将基督教——与特定政党和社会政策联系起来。教会的独特性已经被放弃了，自由主义政党做得更好的事情现在被视为现代基督教的主要工作。
凯利虽然自己是个政治和神学自由主义者，但他预言，继续把自己变成政治组织的教会将看到持续的衰落。而且，事后看来，这是对保守派教会的一个警告，不要对共和党做与主流派对民主党相同的事情。凯利的强烈观点遭到了普遍忽视，并为此受到了左派的猛烈批评，在一阵愉快的幸灾乐祸之后，保守派基督徒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警告。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听说过他。
二、来自梅晨的神学批判
在凯利写下这本书五十年前，还有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针对主流宗派的批判著作问世。1923年，梅晨（J. Gresham Machen，又译梅钦）在纽约一家主要出版社（MacMillan）出版了《基督教真伪辩》（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
梅晨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新约教授，普林斯顿神学院是主流长老会宗派中最古老、最负盛名的神学院。梅晨和凯利一样，都处在基督教主流宗派的神学发展过程中。但梅晨写作时，人数或机构上的衰退并没有发生，因此他也没有像凯利那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减少或衰退的问题。然而，梅晨将矛头指向了主流宗派的神学，因为他看到它在努力为现代世界所接受的过程中放弃了其历史性的信仰和信念。他为之争辩说：
一直被人称为基督教的伟大救赎信仰正在与一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争战，后者这种宗教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它使用了传统的基督教术语。……尽管运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但运动的根源……是自然主义，即否认上帝的创造能力（并接受普通的自然过程）与基督教起源有关的任何连结。
这种“现代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就是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内在框架”（“immanent frame”）——这种世界观将超自然或超验的东西排除在外，坚持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自然的、能够经验的原因。
新教知道现代科学会反对基督教的“特殊性”——基督教信仰的所有主要历史教义，如基督的童女怀孕、基督的先存和道成肉身、十字架上的代赎以及身体的复活。对此，梅晨指出：“自由派神学家试图拯救宗教的某些一般原则，这些“特殊性”被认为只是暂时的象征，而这些一般原则他们则认为构成了‘基督教的本质’。”
于是，这些新教主流宗派接受了对《圣经》可靠性的历史怀疑论，遭到怀疑的包括对基督诞生和死亡的描述。新教领袖将耶稣“重新解释”为一个伟大的道德导师，他可能死在了十字架上，也可能压根没有，但肯定没有从死里复活。然而，他的教诲和他的生活传奇都令人惊叹，可以激励人们过上有爱心、和平和正义的生活。现在人们宣称，这就是基督教的“本质”，过时的超自然教义则不是。
梅晨的评估是尖锐的。他认为自由派神学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超自然的基督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基督教的一切特征，所以剩下的基本上只是基督教出现之前世界上的那种不确定的宗教愿望。……但是，就像在生活中很多其他事情一样，有时看起来最难捍卫的东西也是最值得捍卫的东西。”
这就是梅晨批判的核心。主流宗派及其自由派神学带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调整或更新，它们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改变了基督教，把它变成了根本不是基督教的东西。
世界上一直有一些宗教渴望更高的生活形式、提供各种鼓舞人心的故事，鼓励更高的生活格调。所有这些宗教都是通过各种道德实践、宗教仪式和意识转变来实现自我救赎的形式。如果这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那么各种宗教文献中关于他们宗教人物和事迹的古代故事严格来说都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并不重要。
但基督教过去和现在都完全不同于其他宗教。基督教信念的核心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道成肉身、服事、死亡、复活和升天。梅晨明白，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对这些事件历史真实性的信心，那么剩下的“基督教”都可以被改造成另一种本于个人行为的宗教，而这就消除了基督教与其他所有信仰的主要区别。在关于救赎的章节中，他写道：
如果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耶稣的诞生、死亡、复活）的真理，那么拯救基督徒的就不是信心本身，而是信心的对象：基督。那么，信心……就仅仅是接受一个礼物。对基督有信心意味着不再试图通过自己的品格来赢得上帝的青睐；相信基督的人只是接受了基督在各各他献上的赎价。这种信心的结果是一个新的生命和善行的果子，但救赎本身是上帝绝对白白的礼物。这与在自由主义教会中盛行的信仰概念是非常不同的。根据现代自由派神学，信仰在本质上等同于“让基督成为生活的主人”，或者至少是通过让基督成为生活的主人来寻求人的好处。但这仅仅意味着，救赎被认为是通过我们自己对基督命令的顺从而获得的。这样的教导只是律法主义的一种升华形式。不是基督的牺牲，而是我们自己对神的律法的顺从才是盼望的基础。……神的恩典遭到了拒绝……结果就是奴役，……可悲的束缚，人通过这种束缚承担了建立自己的公义作为被神接受的基础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梅晨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人数或机构衰退的迹象，而且他的批评并不包括对这种衰退的预测——梅晨认为这些变化对基督教会的灵命和使命都是致命的，无论这是否会导致出席人数和奉献收入的变化。在书的结尾，他承认他不知道教会的未来会怎样。
梅晨提到了异教在第二世纪进入基督教会——这是一场由教会的教父们打赢的战争，以及中世纪教会的腐败，这导致了宗教改革和当时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梅晨暗示，对教会神学的如此巨大变化会有某种结果，但他没有猜到会如何进行。
我们不难看出，凯利对主流宗派衰落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尽管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与梅晨的分析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梅晨说，教会正在放弃教会可以独当一面的主要工作，对此凯利表示同意。（凯利从社会学的角度谈到将人们与“最大程度的意义”联系起来，而梅晨从神学的角度谈到将人们与上帝紧密联系起来。）相反，教会正在成为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和政治游说集团，履行那些可以由世俗组织做得更好的职能。
难怪它在衰退。主流宗派越来越不能为人们提供世俗文化及其机构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如果我想为包容和正义工作，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必须在周日早上早起，或与有着那么多文化包袱的基督教有关系？
三、马斯登的文化批判
然而，主流教会的衰落还有最后一个原因，这原因直到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
（a）看上去很美的道德共识。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军事和经济强国。我们的人口在迅速增长，我们的收入和银行账户也在迅速增长。巨大的公共工程——如州际公路系统——开始实施。巨大的新郊区建成，充满了闪亮的新房子。这一切似乎是“美国价值观”的胜利。这些价值观包括以下信念：（1）民主和民治；（2）科学是促进人类社会繁荣的最佳途径；（3）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如爱国主义、建立强大的家庭，以及努力工作是走向繁荣的途径。道德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必然。
但是，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记录了这种看似统一和乐观的20世纪50年代如何孕育了一股强烈的怀疑暗流，感觉我们出了很大的问题。许多人认为，空前的繁荣将美国人变成了“经济机器上的齿轮”，变成了为了出人头地而不择手段的没有自我的人。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威廉·怀特（Whyte）等人的书反驳说，对令人窒息的一致性的解药是主张个人自由，也就是成为一个真实的、自我决定的和自我实现的人。当时许多最受欢迎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哲学家，而是心理学家，如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B. F. 斯金纳（B. F. Skinner）、埃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罗洛·梅（Rollo May）。他们继承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思想，即人们在摆脱了非理性的内疚、恐惧和传统社区和权威的控制后变得成熟和健康。他们增加了一种深刻的，特别是美国式的乐观主义，即如果给予人类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而且会把自己塑造得更好。
（b）“疗愈自我”的崛起。因此，自由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自治”，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成为自己的法律。历史对人类的成就和意义的理解不是要追求我们自己单一的幸福，而是在通过关系和角色寻求家庭和社区的幸福，在这种关系和角色中，群体的共同利益比个人的自我利益更重要。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源源不断的畅销书，如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呼吁美国人更加真实和做自己的决定，不要让家庭或任何地方的“次文化社区”支配他们的价值观和目的。据认为，只有当我们离开他人的道德观并发现自己的道德观时，我们才成为完整的人。术语“自由”正在成为一个几乎完全从负面使用的词汇，例如“从……上得自由”。马斯登写道：“一旦一个人从限制性的传统或期望中获得释放，那么什么能够取代它成为决定什么对人类繁荣有益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打算让别人决定我们的道德价值观，那么除了我们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的新道德价值观的基础是什么？而如果这是唯一的基础，又怎么会有一个统一的共同价值观的文化呢？”
（c）文化一致性的丧失。对于梅晨所在的保守派传统之外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在当时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困扰（见C. S. 路易斯的开创性著作《人之废》）。在美国，几乎唯一发出警报的主要文化人物是著名作家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李普曼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处于世俗自由主义机构的中心。但在1955年，他写了他的最后一本书《公共哲学论文集》（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该书的内容让他的同行们感到沮丧。马斯登写道：“他的异端邪说，是他的自由主义同事试图在继承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公共共识，即便这样做已经摧毁了这些原则最初建立的基础。”
他指责说，我们的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无论是否得到了完全执行）——所有人的平等和尊严；良心、思想和言论自由；建立于民众选立基础上的政府；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任——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成果。最初，这些美国思想是基于超越性的道德标准，一个更高的“普遍秩序”，我们都可以承认是真理的东西。
李普曼不是有神论者，所以他更多的是在基于亚里士多德传统说话，但他坚持认为，除非一个社会能够承认存在一个客观的道德秩序——一套不仅仅由文化或我们的私人情感产生的标准——否则就没有一个公共的、共享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如果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实的，只是个人‘选择’的‘发明’，那么我们就在文明的传统之外。”他的意思是，没有人曾试图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一种社会共同生活。谁敢说某个法律是公正的而另一个是不公正的？我们通过多数票来决定吗？那么我们该怎么看纳粹德国？当时多数人认为迫害甚至毁灭少数人是正确的。
李普曼是对的，我们最初的“美国价值观”起源于基督徒之间的协议，他们认为这些是《圣经》的教义；也起源于启蒙思想家的协议，他们像亚里士多德和古人一样，相信“自然法”（”natural law”）——宇宙中存在着一种超然的道德秩序，借着人类的理性和思考就可以辨别。但在1955年，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学者们对李普曼感到震惊。他们对他的书进行了负面的评论，并进行了反击，说回到对上帝或自然法的信仰是危险的，而且完全没有必要。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是这些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一种“非教条的、相对的、实用的”检验信仰的方式是最好的。我们的价值观只是“我们都知道”的东西，对人类最有利，能让大多数人快乐。它们并不植根于上帝或宇宙秩序。对于实用的人类理性和科学思想来说，个人自由、民主、所有人的平等、言论自由、人权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是正确的道路。
有趣的是，基督教主流宗派公共知识分子尼布尔也拒绝了李普曼的书。尼布尔，正如梅晨所预言的那样，致力于使信仰适应世俗科学。他写道，“我们‘现代新教基督徒’不相信童女怀孕，我们对基督的肉体复活也无法接受。我们不相信……启示性事件通过‘神圣的突破’自然秩序中来验证自己。”换句话说，自由派新教基督徒不相信《圣经》中关于神迹的记载是真实的，也不相信《圣经》本身是一本产生超自然权威性真理的书。相反，他们认为是圣经包含的故事提供了基督教的真正本质——爱、正义与和平的道德原则。而这些“基本真理”也正是自由主义世俗机构所坚持的。
（d）主流宗派的无能。50年代还是青少年的马斯登在《美国启蒙运动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一书中认为，新教主流宗派已经与世俗的道德共识结盟，而这种共识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这种共识不是基于《圣经》，也不是基于蕴含在宇宙中的任何超验的、普遍的规范（正如希腊人、罗马人和中国人所相信的那样）。他们说，新教自由派神学的共识是基于常识、直觉和传统。但是，当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共识自身的道德价值从性道德开始支离破碎时，新教自由派就没有道德真理的基础可言了。
新教自由派通过适应更世俗的现代心态，认为只要展现他们共同的观点（“看，我们和你们有同样的道德价值观”）就可以欢迎现代人进入他们的教会，而不用去挑战他们的世俗世界观。这样，即便是无神论者现在也能在新教中找到一个家，因为重要的不是过时的教义信仰，而是一个人的道德观——对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的承诺。
然而，正如马斯登所指出的那样（正如梅晨在几十年前所争论的那样），这样的话还要教会干什么：
这种策略的最大讽刺是，虽然尼布尔本人有效地利用它维护了基督教精神遗产在公共社会中的用处，但它的主观品质使信仰完全可有可无，……人们可以简单地绕过神学，采用尼布尔提供的对人类局限性的深刻见解。
新教主流宗派的道德论点是这样的：我们说世俗社会某些价值观正确并不是因为它们与圣经价值观一致，但我们说教会的某些价值观是正确的却是因为它与世俗理性相一致。但是，当世俗理性和科学开始无法为美国文化提供一个统一的道德共识时，主流宗派就没有什么是世俗理性不能说的了。自由派新教几乎成了主流世俗文化的一面镜子，无法提供任何特别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在文化上有智慧或有洞察力的方式提供给其成员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凯利在1970年代初看到的情况。
美国文化一致性的终结
李普曼是对的。虽然相对主义的世俗世界观取代了基督教/启蒙运动的观点，但由于巨大的共同敌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旧道德价值观的共识仍然得到暂时的维持。这些危机要求人们为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做出自我牺牲以求得生存，这必然会削弱文化治愈和个人主义基础。对于一个好的、有道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各政治派别仍有很大的共识：爱国、性贞洁、忠诚、节俭和慷慨、谦虚和尊重权威、对家庭和关系的牺牲性忠诚——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所有这些，即便在实际行为中存在很多偏差。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战争和大萧条带来的生存挑战已经成了回忆，随着人们跟随文化的方向去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理，他们开始对什么是正确和错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美国社会开始分裂，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由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最初的民权运动（正如李普曼所主张的）指向了更高的道德律。马斯登写道：“赋予金的领导力和演说如此广泛的说服力的是他基石般的信念，即道德法则是建立在宇宙之中的。”
但是当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遭到暗杀时，非常不同的力量已经在发挥作用。所有即将到来的妇女、同性恋和其他少数民族“权利”运动在某些方面（如抗议和活动）都以金的运动为榜样，但其哲学框架却完全不同。身份政治不是以客观的道德秩序为基础，而是以他们自己的群体的独特感知和经验为基础，并以此提出正义的要求。个人主义侵蚀了传统的价值观——如对国家的热爱，对家庭纽带的忠诚，以及对权威的敬重。这些群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那些要求性权利的人，对道德的信念与传统的西方新教伦理有很大差异。这个国家开始分裂成彼此交战的派别。
为什么？没有任何文化领袖能像李普曼和金那样指向更高的法律或圣经。新教已经放弃了这样做的能力。每个人都认为世俗的、实用的、常识性的推理会在社会风俗上达成一致。一旦失败，在任何关于道德价值观的讨论中就没有上诉法庭或支持理由。如果可以通过说“你做的事是错的，因为我觉得它是错的”来指出不公正，那么别人也可以回答“我不觉得它是错的——什么你对这件事的感受应该比我的更有优势？你有什么权利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由于我们的社会已经抛弃了道德价值观的任何共同基础——宗教和自然法——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合一，辩论的基础没了。正如李普曼所认为的，以前从来没有一个社会试图做到如此，他怀疑我们能否成功。
随着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分裂，主流新教开始衰退。首先，它开始失去那些不那么直接、政治上保护自由的结论，并且因此失去了保守派，但这只是开始。后来，它继续衰退，因为即便是自由派的后裔，正如凯利和梅晨所指出的那样，也没有看到这样做对基督教有任何真正的用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尔看到越来越多的世俗主义把美国长期以来对猖獗的个人主义的冲动变成了类固醇。随着宗教的衰落和世俗主义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心态迅速膨胀。他谈到了现代文化所鼓励的“自我美化”，这种美化导致人们不仅把财富和性爱作为好的礼物，而且作为创造身份的方式。他谈到了世俗自由主义（神化人类理性）和法西斯主义（神化种族和土壤）以及社会主义（神化国家）的偶像崇拜。 他以奥古斯丁式的方式认为，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神”，将他们的心安放在某个地方，如果生活中没有神，人们就不可避免地创造出这些毁灭性的意识形态。但正如马斯登所补充的，尼布尔的“关于人类状况的责备性话语可以受到欢迎，但他笼统的基督教对他自己所确定的大多数世俗化趋势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挑战。”
主流新教不再是关于激进的皈依，不再是关于与超然的上帝相遇以及对内心的爱进行重新安排。它是关于伦理和政治的，而且它已经采用了太多世俗主义的假设，无法对其构成任何真正的挑战。
我们今天的站位
我们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所有20世纪中期向我们保证，务实的常识和科学的理性可以带来统一的道德共识的人物都被证明大错特错。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变得很严重，分歧是关于什么是人性和人类繁荣的最基本的想法。不再有任何一套共同的“美国价值观”或一个统一的“美国叙事”。而曾经是美国非官方但真正宗教的新教主流宗派的衰落既是美国社会这种崩溃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人们会认为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会是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所有不同的声音和团体都会有自己的发言权。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官方观点是由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制定的，并要求把宗教观点留在私密之处，不在公共领域的讨论范围内。唯一有效的论点是那些基于（所谓）中立、客观、科学、经验的推理。有趣的是，罗尔斯本人是一个主流宗派（圣公会）人士，曾考虑进入牧师行列。他在二战服役期间失去信仰之前就已经被主流派的观点所塑造。今天，左翼进步主义更强烈地持有这种观点——公共的言说不得包括宗教观点。
那么，作为反驳，更多的人则认为所有关于价值或正义的说法都是非经验性的，是基于关于人性、命运和道德的“世界观”，而这些最终都是基于信仰。所谓客观的世俗观点也是基于道德价值（如平等的人权），而这些道德价值并不是科学的成果——它们是深层次的信仰，不是不证自明的，也不是经验可以证明的，更不是所有文化都共享的。因此，世俗和宗教没有质的区别。
在早期（二战前），体制性宗教（主要是新教主流宗派）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可以让无神论者和其他非传统宗教保持沉默。但今天，在新教主流宗派帮助带来的世俗社会中，被排除在外的是宗教自己的声音。
承认所有观点的信仰基础应该导致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建立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
麦克雷（Wilfred M. McClay）和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认为，国家应该是一个“过程性世俗”——一种“裁判”，为所有观点保持公平和开放的竞争环境，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和公共言论的权利，不将一种宗教置于其他宗教之上，并允许民主选择的公共政策——无论其世界观基础如何——付诸实施。
他们还认为，国家不应该是“程序上”或“哲学上”的世俗。也就是说，它不应该把世俗的世界观强加于人而把宗教的世界观边缘化。它不应该说得好像唯一合法的、“科学的”观点是：（1）关于表现型个人主义和疗愈身份的世俗观点——特别是关于性和性别的；（2）关于所有人类罪恶都是由社会结构或生物进化产生的世俗观点；或（3）关于道德的世俗观点，如功利实用主义。简而言之，国家不应该表现得好像世俗主义不是众多准宗教世界观中的一种，它不应该把任何不同意世俗“观点”的人称为“仇恨言论”。
无论是主流新教宗派还是保守派，甚至世俗政治机构，目前都没有能力向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社会迈进。但我在更全面的论文中认为，保守派新教和天主教拥有比主流教会或世俗主义更好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
前行之路
鉴于凯利、梅晨和马斯登所作出的公允批评，我相信，总的来说，仍然存在的、进步的新教主流宗派并不是美国教会的真正出路。这并不是要否定仍在主流宗派中的所有优秀领袖或人士，这部分人相当地多。这些教会中的信仰和实践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很多人会说凯利、梅晨和马斯登的批评并不适用于他们个人或他们牧养的教区，我愿意相信这往往是事实。
然而，由于基要主义在美国福音派内部的重新抬头，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年轻人离开他们年轻时的教会，许多人都把主流的、进步的基督教作为他们的去处。可能确实有一些年轻的“前福音派”人士涌入主流教会，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他们正在“解构他们的信仰”。但新教主流宗派这一整体项目已经失败，它过度适应了西方的世俗文化，无法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一个替代或对抗主流文化的东西。
它似乎也不能像历史上教会在各种文化中的成长方式那样传福音和建立教会。它能带领世俗的人进行改变生命的转化吗？自由派基督教神学无法产生查尔斯·卫斯理所描述的那种令人难忘的现象——他看到数以万计的人经历了新生：“锁链尽脱，全人释放，起来随主，心中欢畅。 ”
译：DeepL；校：SMH。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中文网站：提摩太·凯勒论美国教会的衰落与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