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教会的福音更新

福音不仅更新个人，也更新教会。诚然，个人的福音更新和群体的福音更新是重叠的，但教会不仅是个体的集合。“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句话用在教会身上比用在其他任何人类群体身上都更适切。教会是圣灵的殿，基督徒是建造她的活石（参彼前2:4-8）。教会是新人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参彼前2:9-10）。上帝给教会带来新生命和活力的方式，不只是个人更新的方式的叠加。

群体更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多事件^[1]。圣经中有许多福音更新群体的例子，如士师记、列王纪和历代志中所描述的复兴和衰落的循环；诗篇也有很多篇幅讲述了那些循环（如，诗107）；使徒行传描述了初期教会的成长及其一系列宣教突破和圣灵的降临。几个世纪后，修道运动改变了欧洲。18世纪，有路德宗的敬虔主义运动、摩拉维亚大复兴和循道宗大觉醒。19世纪，教会见证了复兴。20世纪，在韩国和东非出现了大规模的归信。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世界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局部的属灵丰收。

教会复兴的神学层面

研究这段历史要提出两个问题。这些复兴展现出哪些普遍因素？哪些因素是变化的，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的？答案是：更新的形式多种多样，想要列出绝对不变的形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些 “普遍存在”的现象。^[2]

重新发现福音——既是概念性的，也是经验性的。在教会更新的过程中，总会伴随着对福音的重新发现。人心的默认模式是试图自我拯救和靠行为称义。这种倾向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通过无懈可击的道德和恪守圣经的标准努力地建立自己的义，或者试图通过“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来获取自我价值。然而复兴源自对福音恩典的重新发现，即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一伟大的事实。这种复兴同时发生在思想与感受层面。

在复兴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恩典的教义，也会经历确信、爱和喜乐。理论上，基督徒相信“因为耶稣接纳了我，所以我过着良善的生活”，但在实际上，我们的心却很容易将其颠倒过来——“因为我过着良善的生活，所以耶稣接纳我”。结果就会产生骄傲、防卫、批评、种族偏见和民族中心主义、不愿改变以及其他形式的属灵贫血症。既没有因悔改而带来深深的谦卑，也没有因确信上帝永不改变的爱而来的极大的喜乐。不幸的是，我们的默认模式就是倾向这种态度。除非有某种更新的动力来纠正这一倾向，否则即使在有正统教义的教会中，基督徒也会长期陷入这种状态而停滞不前。

以新的方式开展处境化事工。虽然复兴总是会面向过去——重建被教会遗忘的古旧真理和教义，但复兴也同样强烈地面向当下。复兴运动以教会未曾做到的方式回应当下的文化处境。多数情况下，复兴运动通常与文化潮流背道而驰，如18世纪的卫斯理复兴运动回应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不信。20世纪东非的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神学入侵的回应——现代神学轻视了圣经和替代性救赎的教义，也是对教会腐败的回应。^[3]

同时，复兴也创造性地适应当下文化，在当下的文化处境中以新的方式展开事工。受工业革命的影响，人们从传统的教区被连根拔起，当成千上万的人迁入城市时，卫理公会发展出了户外布道这一全新的布道方式。华尔街的恐慌震动人心时，始于1857年的由平信徒在纽约市中心带领的午间祷告会带来了纽约的复兴，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呈爆发性地增长。

复兴不仅在本地教会内部产生了创新的事工，而且通常还会产生教会间新的联合事工或“团体”（sodalities），包括教育机构、社会改革运动等^[4]。没有一模一样的复兴，复兴既抗衡当下的文化潮流，也适应当下的文化。（每次回到纳尼亚的方式都迥然不同！）

教会复兴的属灵层面

非凡的祷告：就像更新一样，复兴中不仅有个人的祷告，也有群体的祷告。教会群体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以国度为中心的、非凡的，而非简短的、不痛不痒的、只关注教会内或个人关系中的物质需要。复兴中的祷告有更多的向内关注和向外关注。向内的关注是祈求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认罪、谦卑、认识上帝、看见他的荣耀、经历他的爱和确实的信心。向外的关注则是祈求上帝赐给我们对失丧灵魂的怜悯和热心，渴望更多的人归信，渴望看见教会的复兴和成长。在教会的祷告会中，这些特征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通过研读使徒行传第4章、出埃及记第33章和尼希米记第1章的经文来学习如何为教会复兴祷告。

“降卑”和“升高”的属灵经历：在恩典的福音中经历更新，会使基督徒对上帝的爱有无限的安全感（参罗8:15-17），使我们同时经历“降卑”和“升高”。我们经历“降卑”，因为更多的悔改和认罪常常是复兴的标志——通常也包含对曾经的过犯公开的悔改并且补偿自己的罪对他人造成的损失。20世纪初韩国和威尔士的复兴尤为如此。我们也经历“升高”，因为在公共崇拜中，我们的喜乐不断加增，且藉着圣灵更加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

复兴中的榜样：当个人被福音改变时，他们便成为保罗所说的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荐信”（林后3:1-3）。他们成为榜样，见证改变生命的福音；他们成为强有力的标志，使教会在众人眼中变得可信；他们有时会像磁铁一样，使他人被他们那改变生命的信心所吸引。有时，复兴的历史会讲述发生在特定地区，点燃了福音运动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发生了激动人心的转变。

教会复兴的结构层面

小组：教会复兴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跨文化特征是“教会中的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经历福音复兴之人的小组聚会成为了传递复兴的管道。有时，小组是自发形成（和扩展）的——被复兴的基督徒聚在一起彼此鼓励，并吸引家人和朋友加入小组，然后他们也经历这新的属灵的能力。但通常情况下，复兴的领袖会通过精心策划的团契、课程、家庭聚会或细胞小组来组织小组和传福音。这些小组的功能不是教导，而是教牧关怀和在属灵上彼此相顾。我们主要是在与其他基督徒深入地彼此相交和服事的过程中成长为基督的样式，这是属灵成长的原则。

平信徒事工：从来没有一个复兴是在被按立的教牧和领袖严格控制并执行所有事工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平信徒事工的增长也是自发的、非计划性的。被更新的基督徒自然会更积极主动地传福音、带领小组，发起各种新的事工以及服事他们的邻舍。许多复兴运动都明确强调圣经中关于“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因此平信徒得以参与和带领许多传统上由牧师担当的服事（不出所料，围绕这点常有很多争议）。

有恩膏的领袖：通过研究复兴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上帝会使用充满活力的领袖带来复兴。在此我们必须谨慎。世界对“充满活力的领袖”的理解往往是指那些有魅力、有凝聚力、有权力的首席执行官。然而，被福音更新的领袖不仅有勇气和信心，同时也有悔改和谦卑，因此复兴历史中的关键领袖不同于世人对领袖的理解。上帝拣选并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成为领袖。

丹尼尔·罗兰德（Daniel Rowland）和豪威尔·哈里斯（Howell Harris）是18世纪威尔士复兴的领袖。罗兰德是被按立的牧师，也很有文化修养；而哈里斯则既没有被按立，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而，他们两位都是威尔士大复兴中的重要人物。18世纪大觉醒的领袖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他的讲道富有激情，然而他却不擅长组织和管理。18世纪循道运动的领袖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虽然在讲道上并不出众，但是他在组织上却才干卓越。20世纪非洲复兴中的西蒙·恩西邦比（Simeon Nsibambi）、19-20世纪韩国复兴运动中的吉先宙（Gil Seon-ju)，以及18世纪德国敬虔运动中的亲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这些领袖都有各自不同的恩赐和局限，但是我们并不惊讶上帝在复兴中高举和使用他们。在复兴中，没有领袖圣职手册帮助我们发掘领袖。复兴中的领袖是上帝拣选的。

教会复兴的宣教层面

平信徒推动的福音事工：除非复兴很短暂，否则一定会带来教会的成长和大量的归信者。经历了复兴的教会都具有很强的福音使命。信徒、小组、事工和教会都会迅速倍增。20世纪中叶的东非复兴影响了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圣公会，如今他们的教会人数分别达到1100万和500万（美国圣公会总人数是130万）。然而，教会复兴在宣教层面最重要的特征是：传福音几乎完全是由受装备的平信徒自发的一对一进行的，而不是由有组织的传福音计划或运作良好的宣教机构推动的。教会增长和归信的发生，是因为教会中至少有10-20%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个人关系中积极地传福音。在一些复兴中，教会通过成立查经班、分享小组或者家庭聚会促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探讨信仰。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对一传福音和参与教会崇拜之间的中转站。

社会革新和爱穷人：提摩太·史密斯（Timothy L. Smith）等学者指出，复兴的教会往往会更关注穷人，并带来社会革新。东非复兴揭露了教会和政府领导层的腐败。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大觉醒运动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革新，如废除奴隶制和通过童工法案。19世纪初的复兴产生了“仁慈帝国”（Benevolent Empire）——由各种社会改革组织构成的庞大网络。

在逻辑上，复兴带来的影响需要时间才能在公共神学领域中体现出来。例如，18世纪美国复兴的布道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曾是奴隶主，但他的儿子和门徒们都积极地参与到了废奴运动中。简言之，当福音神学深入人心时，便会带来积极的传福音和社会行动，不仅会成为福音的见证（路加福音第10章的上半部分），也会展现对邻舍的爱（路加福音第10章的下半部分）；既践行公义，也告诉人们若不相信基督，就无法与上帝和好也无法进天堂。因此，教会复兴的影响打破了世俗的政治范畴。

教会复兴的关系层面

复兴的教会之间以及相关运动之间的良好关系：复兴的一个标志是，即使传统、宗派和神学立场有所不同，教会之间和运动之间也会基于对福音更新的共同委身而彼此合作。霍华德·斯奈德（Howard A. Snyder）指出，虽然18世纪路德宗的敬虔主义者、摩拉维亚弟兄会和英国卫理公会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但是他们的领袖彼此探访、往来书信，互相学习。这种超越差异的良好关系需要谦卑和喜乐，唯有在福音的引导下、在圣灵的恩赐中才能产生。加尔文主义和亚米念主义、浸信会和长老会，以及圣公会、路德宗和改革宗之间曾经存在着巨大分歧，但在复兴中都被克服了。如今，这种分歧可能存在于五旬宗和非灵恩派之间、互补论者和平等主义者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尤其是在政治立场上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更加明显。但复兴所具有的持久影响力能使之克服这些次要的教义和政治问题，建立真正的友谊，相互学习，彼此鼓励。

然而，在差异中保持良好关系需要付出努力。因为复兴本身就是对现有教会的隐性批评。复兴运动中的领袖通常会明确指出教会存在的问题，如世俗主义、形式主义、滥用权力和其他的罪。其危险在于：复兴运动本身具有的批判性如果变得过于严厉和自以为义，就会难以对教会产生更广泛的、良好的影响。事实上，在复兴中，许多地方教会产生了分裂。复兴的教会通常会因多种原因而遭受批评，因此与其他教会和宗派之间保持良好关系需要各方的忍耐和谦卑。^[5]

教会内部的更新

教会重新理解、认识福音时，通常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改变：

首先，名义上的基督徒宣告真正的归信。每个教会都会有自称是基督徒实际上却是道德主义者的人，就像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的比喻”中的大儿子一样。当福音被清晰地宣讲并明显地将之与宗教和非宗教区分开时，他们就开始意识到道德主义不是基督教。许多人开始真正归信，并会说：“这段时间，我意识到我从未真正明白福音”，或者“我震惊地发现，尽管多年来我一直活跃在教会中，但我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其次，许多属灵生命枯干、不成熟、不成长的基督徒经历上帝并开始成长。教会中有些基督徒对福音的理解仅停留在得救的阶段，缺乏对福音的深入思考。这些人经常抱怨，他们几乎没有真实地经历过上帝的爱，没有在生活中践行福音，因此充满了过度的愤怒、嫉妒和焦虑。这些“沉睡的基督徒”醒过来并开始成长，许多人第一次开始感受到确信自己得救的喜悦。正如罗马书8:15-16所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第三，许多非信徒被吸引，来到教会并归信基督。基督徒的群体是如此美好，它吸引怀疑者和非信徒来到教会，并且在他们仍处于考虑基督信仰的时期，长期地包容和欢迎他们。在复兴时期，来到教会的慕道友会说，他们以前从未遇到过可以与之进行深刻对话但又不会谴责他们的基督徒，或者说这间教会让他们感觉很舒服。教会里的基督徒不断地在爱心中说诚实话，许多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慕道友渐渐地开始归信。

跨教会的更新

通过观察经历福音更新的教会，我们会看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优势（这也是使徒行传2:42-47所记载的初期教会的特征）：

充满生命力的敬拜：在复兴中，福音深入人心，成为属灵的现实。证道不是简单的授课，敬拜也不是华丽的主日学课程。在复兴的教会中，证道和敬拜都是充满生命力的。当然，不同群体对情感强度——什么程度的情感强度是平衡的，什么程度是过度的——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安静在崇拜中是非常重要，而另一些人却认为安静“压抑了灵性”，他们更喜欢大声敬拜。没有哪种敬拜方式可以触动所有人群。然而，敬拜必须是全人真实、热情的委身。不论是在保守教会中注重仪式感的敬拜，还是在灵恩派中更注重情感的敬拜，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敬拜风格，上帝的同在都是必不可少的。

具有神学深度的教导：复兴不仅是情感层面的，在复兴中，福音的真理会在我们心中扎根。借用爱德华兹的比喻：没有亲口尝过之前，我们可以在理性上知道蜜糖是甜的；但只有亲自尝过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蜜糖的甜美。同样，在没有与上帝真实地相遇，从而个人性地认识上帝时，我们可以在理性上知道上帝；但是要想真正个人性地认识上帝，（通常）我们必须知道关于上帝的事情。藉着圣灵大能的作为，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圣经的知识，然后我们的心才会真实地经历上帝的话语。当然，在福音使我们的心欢喜并重整我们的内心之前，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深刻地理解福音，而不是将其混淆在世界的替代品之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理解福音。因此，教会必须真实地、坚固地、智慧地教导圣经。

丰富的团契生活：复兴塑造了独特的基督徒群体，并在其中塑造基督徒的品格。当人们第一次开始深刻地认识到福音的含义和大能时，他们通常会感到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应该被福音改变。但在实践上，他们并不总是清楚要怎么做。有时候，通过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导、证道或阅读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然而，单靠读书、委身主日和听道是不够的，他们也需要有一群基督徒朋友。这些人比他们更成熟，可以和他们经常交流，讨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福音。

同时，榜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假如你是一位年轻姐妹，你需要看到与你年龄相仿或稍大的姐妹被福音改变的生命样式，这对每个人都适用。我们的品格更多地受我们所在群体的影响，而不仅是我们个人选择的结果，美国人通常容易忽视这一点。我们平常与之相处的人对我们的影响，远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深远。群体塑造品格——除非我们与其他基督徒建立亲密的友谊，否则我们的品格不会改变。复兴的教会充满了有生命力的、以福音吸引人和塑造人的团契。

充满爱心、放胆地传福音：这并不是指一个被福音更新的教会一定要具备有计划的、有效的福音事工。相反，复兴的历史表明，传福音的动力并不是有计划的事工或出色的讲员，而是每个基督徒。在复兴的教会中，经历福音更新的会众既谦卑、良善（因为深知自己是不配的罪人），又勇敢（因为深知上帝在基督里无条件地爱自己），因此他们既能吸引人，又敢于向他人开口谈论信仰。如果我们勇敢但不谦卑，在向他人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很糟糕。如果我们谦卑却不勇敢，我们甚至都无法尝试去传福音！然而，福音说我们是 “justus et peccator”（义人，同时又是罪人）——在基督里完全蒙爱的罪人。这使我们既谦卑又勇敢。一个教会哪怕只有5-10%的基督徒活出了福音的品格，也会吸引慕道者前来。

关注穷人和社会正义：在被福音更新的教会中，福音不仅改变了穷人对自己的态度（参雅1:9），也改变了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参雅1:10）。如果我们趾高气扬地对待穷人，那么即便我们口里承认自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相信。看到穷人时，被福音改变的基督徒会意识到：如果没有基督，在上帝面前，这就是他们实际的属灵景况。然而，本来富足的耶稣，却为拯救我们成了贫穷（参林后8:9），这使我们能关注穷人的需要。

在《属灵生命的动力》第十二章“基督教社会关怀的属灵根源”中，拉弗雷斯在讲述了历史上的复兴如何带来了社会更新，或者至少是对穷人和有需要的群体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如建立孤儿院、倡导废奴制等。保守主义的教会（通常是道德主义的）倾向于注重传福音，却容易忽视社会关怀；而自由主义的教会（通常是相对主义的）则倾向于注重社会关怀，容易忽视传福音。然而，福音（白白的恩典）却使人同时关注传福音和社会关怀。耶稣创造了身体和灵魂，他也将救赎和恢复这两者。被福音更新的教会既关注人的身体也关注人的灵魂，既关注传福音也关怀社会。

文化弹性：被福音更新的教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既不过度迎合也不过度疏离周围文化。一方面，如果教会对周围文化过于疏离——假如现在的做事方式还和50年前一样——那么教会事工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人们不会听教会的，这样的教会太奇怪了！惧怕改变的人通常是把受过去文化影响的做事方式当作偶像，他们没有福音里的自由，因属灵的不安全感而倚靠旧有的文化习俗。

另一方面，如果教会过度迎合文化，甚至愿意为了取悦社会而在圣经教导的基本原则上妥协，如果教会只是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教会事工也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他们很可能是把当下的文化潮流当作偶像。

然而，被福音更新的教会对待文化却是平衡的。道德主义的信仰可能会使我们产生优越感，以致于我们不想做出任何改变；自由主义的信仰可能会使我们产生自卑感，以致于我们想要改变一切以赢得人们的喜欢。然而，被福音更新的教会却是在处境化的过程既是自由的又能毫不妥协。^[6]

注意：大多数宗派和传统都拥有上述的一两个优势，却不具备其他优势。在复兴时期，这些优势会彼此结合并协调。然而，就如江河汇入入海口时通常会分成许多支流，同样，当复兴减弱时，就会产生这种“三角洲效应”（delta effect），不同的宗派会保留其中一两个主要的优势。城市植堂运动 DNA 旨在抵制这种“三角洲效应”。

复兴的方向——逆“三角洲效应”的方向

内部—外部的动力

复兴的教会通过内部—外部的动力不断成长。在内部，被福音更新的个体形成美好的共同体。在外部，被福音更新的信徒更积极地传福音，也更加有吸引力且有效地与教会以外的人建立关系。

一、内部：迷人的共同体

申命记4:5-8呼吁以色列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换句话说，与世上的文化相反，遵守上帝的律法使以色列形成了充满公义与和平的文化，不认识耶和华的列国将看到并且被吸引归向以色列的上帝。使徒行传2:42-47中，初代教会综合地展现了我们刚刚列举的属灵更新的所有特征：充满生命力的敬拜（“在殿里……在家中……赞美上帝”），坚固的教导（“使徒的教训”），紧密的团契（“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关心他人的需要（“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其结果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迷人的共同体吸引人归信基督。

在迷人的共同体中，有两点尤为引人注目：

切实的服事：首先，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切实的帮助。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可以看到，教会变卖财产、与有需要的人分享金钱和物质，这是教会吸引人的原因之一。而且历史上更明确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罗马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试图通过振兴异教以对抗不断壮大的基督教，他发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基督徒非常关心穷人。他曾写信给异教祭司，抱怨道：“（基督徒）向陌生人的慈善对基督教发展有何等大的作用，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那些加利利人不仅帮助他们自己的穷人，还帮助我们的穷人。”

谦卑与胆量并存：如前所述，福音使基督徒具有独特的自我形像，它将两个通常被看作是对立的品格结合在了一起。有自卑感的人谦卑但缺乏自信；相反，有优越感的人虽有胆量却不谦卑。这两种品格之所以看上去像是正负极一样不能相合，是因为人心（以及所有其他宗教和哲学）的默认模式是通过善行寻求拯救和称义。按照这种心灵的运作模式，如果自认为没有达到标准，人们就会自卑；反之，如果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标准，人们就会自信。然而，在被福音更新的教会中，人既谦卑又有胆量，这独特而又关键的结合使被福音更新的基督徒成为福音的使者。教会中哪怕只有10%的基督徒被福音如此更新，他们也会自动地进入“敞开的关系”（inclusive relationships）——即主动地与非信徒建立关系，并且可以坦率、耐心、尊重而又深入地与之谈论基督教信仰。

回到“浪子的比喻”，许多非信徒像“小儿子”一样远离基督教和教会，因为在他们眼中，许多教会成员就像是令人反感的“大儿子”。他们认为基督教只是道德主义的，他们不想与自以为是、防御性很强、狭隘又暴躁的道德主义者打交道。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曾经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开始真正归信、曾经不成熟的基督徒开始成长时，他们就会开始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许多人就开始来教会听福音，也因而归信，因为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和宗教之间的不同。他们开始知道福音的核心是身份的转变，即重生。

二、外部：敞开的关系与群体

如上文所述，即便没有任何事工计划或者培训，被福音更新的基督徒也会更积极地传福音、作见证。传福音是自发且有机的，这也是众多复兴历史的特征之一。被福音更新的基督徒不会充满恐惧，以致于在非信徒面前行事为人和不信的人一样，也不会只在基督徒面前才展现他们基督徒的身份。相反，他们建立敞开的关系，真诚地与非信徒交友，真实地活出他们基督徒的身份，而且尊重非信徒的质疑和疑惑，无论对方是否相信，都以极大的耐心和善意与之交往。

被福音更新的群体的另一个特征是，非信徒在教会中能感受到被欢迎，并且能在一段时间内思考有关基督的信仰问题。这样的教会并不多。在自由派主流教会中，怀疑者感受到被欢迎，但他们很少在悔改和信仰方面受到挑战。在大多数保守派教会中，非信徒（如果他们去到这样的教会）会受到要悔改的挑战，但这常常使他们感到困惑，更糟糕的是他们感觉受到了不必要的冒犯。相反，复兴运动中产生了“敞开”的基督徒群体，他们诚实地教导圣经、真实地敬拜，使非信徒在其中既感到被爱和尊重，又受到信心的挑战。^[7]那么，这样的教会或群体有哪些特点呢？

1、开创“过渡空间”^[8]：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人都会认为“基督徒可以按照X或Y一样来分类”。但心灵上敞开的基督徒却打破了在特定文化中非基督徒对基督教会的传统分类和刻板印象。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的教会不是被贴上“基要主义”就是“自由派”的标签，但救赎主长老会教会则试图通过结合或避免一些特征以免被归入某一个类别，来打破这些对教会的刻板印象。其中主要的方法之一是开创过渡空间，而不是只能在“自由派”和“基要主义”这两条路中做抉择。换句话说，福音不仅批判不信和相对主义，也批判偏见、偏执和道德主义。

2、建立对话的平台：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的人都认为自己在认识论上更有优势。在西方世俗社会（甚至许多全球化的大都市），人们认为自己是理性和科学的，而宗教人士则是盲目地追求信仰的飞跃。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或许自认为已经根植于某种信仰（如伊斯兰教、印度教或神道教），并且于他们和他们的文化而言这种信仰都是真实的，基督教就成了一种入侵。

无论在何种文化中，福音都能建立对话的平台。例如，在西方的文化处境下，你可以说所有知识都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是基于内心的认同，虽然无法用理性证明但可以相互比较和权衡。因而，使用偶像的概念——爱受造物超过爱上帝——也是一种可以和相对主义者谈论罪的方式。在这个框架内，每个人（包括所谓的非宗教人士）都在寻找称义和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在寻找只有基督才能给的东西。在非西方文化的处境下，被更新的教会使用福音来总体上解构宗教，并使人明白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区别。包括强调基督教不是某一个民族或文化的信仰，而是对现实的基本宣告。

3、使非信徒成为“被认可的参与者”：在被福音更新的教会中，非信徒不会被视为闯入者。教会通过以下方式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认可的参与者：

深入了解非基督徒文化中的权威、著作、信仰和哲学，帮助他们建立对教会的信任。
使用易懂的词汇，而不是使用只有基督徒才能明白的术语或大量的神学词汇。
直接地、尊重地、正常地回应非基督徒提出的质疑和问题。
不是只指出矛盾，而是通过欣赏性的批判劝导并将人重新引向基督。不是说：“你完全错了。”而是说：“关于X，你是对的。但如果你相信X，为什么不相信Y？如果想要X，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找到。”

因此，敞开的基督徒群体不会进行“代码切换”，即非基督徒在场时采用一种方式，他们不在场时采用另一种方式。相反，无论非基督徒是否在场，都始终以相同的方式谈论非基督徒和他们的不信。换句话说，用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听的方式来讨论对基督教的怀疑。这种传福音的方式不会让他人认为自己是站在教会那扇“关上的门”的后面。

总之，新信徒的加入会使教会群体变得更加有活力和美好，这也鼓励更多的被福音更新的基督徒去建立敞开的关系。^[9]

城市影响力

在《圣灵的记号》一书中，斯奈德列举了属灵更新的几个方面：

“个人层面”，即个体的层面。
“群体层面”，即教会的层面。
“结构性层面”，即教会内部或跨教会的新的事工模式。
“神学层面”，既包括找回被遗忘的教义，也包括当下对正统教义的处境化的阐释。
“宣教层面”，即教会对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城市植堂运动将上述内容总结为“城市影响力”，即教会在传福音、行公义、整合信仰与工作，以及在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方面进行更为广泛的事工。斯奈德总结说，属灵更新的这些方面是紧密关联的。他强调，真正的更新必须既是个人层面的又是教会层面的，持久的更新必须既是结构性的也是神学性的，最终，符合圣经的更新的动力必然是宣教性的。^[10]

第四章教会的福音更新（《DNA3.0手册》）

Timothy Keller

第四章 教会的福音更新（《DNA3.0手册》）

Timothy Keller

第四章教会的福音更新（《DNA3.0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