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理论，也是对《21世纪教会成长学》^[1]的补充。本章与当代城市理论互动，这些理论为全球许多城市的社会政策制定及发展注入了活力。本章同时呈现了城市发展的趋势分析及相关预测，并基督教对此的回应。

在进入正文之前，有一点说明：大多数关于城市的社会科学研究和反思主要集中在西方。从全球范围来看，对于东部和南部的新兴城市的研究严重不足。虽然在撰写本章时，我尽量考虑到这点，但下文的一些内容仍然可能不那么适用于非西方的城市。城市植堂运动期待与全世界的领袖持继对话，以了解他们国家的城市事工计划和现状。

城市的发展趋势^[2]

一、城市大规模增长

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西方城市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工业化时代将大部分工作岗位向城市迁移。在150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从20%增加到超过75%。直到如今，西方世界的城市仍在稳步增长，尽管通常不是爆炸性的。例如，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一半的乡村的人口数量都在下降，而80%的城市的人口数量却在增加。

1950年，拉丁美洲3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现在，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的程度基本赶上了西方。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人口相对较少。各种研究结论不一，但大多数研究显示亚洲的城市人口占55%，非洲的城市人口占43%。据此，非洲的城市化程度最低，但其总体人口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大陆。大多数预测表明，亚洲和非洲最终将与其他大陆一样，拥有75%的城市人口和25%的农村人口。每个月，全球有500-600万人口迁入城市。帕特里克·康登（Patrick Condon）在《明日城市的五条规则》中指出，城市化最终将稳定下来。在西方和拉丁美洲，城市化逐步趋向稳定。如今，大多数城市增长将发生在亚洲，最后是非洲。目前，全球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据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到210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超过80%。

我们的事工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世界上的人口迁入城市的速度比教会更快。我们需要在城市中建立更多的教会。本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需要大量的城市福音事工、城市事工同工和城市教会植堂者。

事实上，即使我们的沟通和远程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世界上的大城市仍将继续增长。尽管技术在进步，城市增长却不会停滞。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英国城市规划师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提出了“现代大都市的悖论”，即随着我们越来越习惯通过网络远程连接，彼此之间实际的接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悖论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面对面的关系。我们需要接触，需要拥抱。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人类是在肉身中受造的有灵的活人（参林后5:1-4）。我们被造就是永远拥有身体。在充斥着许多非实体互动的世界中，我们对空间感的需求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城市间的连接更紧密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全球范围的大城市之间的相互连接以及实际上的彼此交融很可能将继续深化。城市中心将会聚集越来越多同校、同公司、有相同信仰（西方，个人主义）、使用相同技术以及频繁旅行的人。随着工作地点灵活性的增长，生活在全球化大城市的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因此这种全球化大城市的相互连接的趋势也会持续下去。

当城市植堂运动成立时，我们意识到城市正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我们相信不同城市中有效的事工之间会有重叠。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并且在未来的年岁里能更多地彼此学习。

三、城市更复杂

几个世纪以来，城市大多都基于单一模式：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聚集了办公场所、住宅、政府和文化设施，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建立其他社区和居民区，有些密度较低，有些较高，有些较繁荣，有些不那么繁荣。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表明，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城市的模式将更复杂。现代生活和技术使人们的自我组织能力更强，因此，自上而下的集中规划越来越困难。城市的成长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是自下而上的，自发且不可预测的。至少会出现多中心城市以及更具有城市特性的城郊。城市将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

由此可见，基督徒必须成为自身所处城市的学生。我们不仅要爱城市，还要了解它。我们不仅需要研究自身城市和社区的变化，还要研究这些变化的来源以及带来这些变化的途径。

四、城市出生率下降

城市人口越多，出生率就越低，这是全球的基本趋势。在城市中生活，养育孩子更贵、更复杂。大概除了非洲，到2060年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将停止，因为出生率将低于世代更替率（每对夫妇2.1个孩子）。然而，出生率不会均匀下降。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世界将变得更加多种族化，因为非白人、非西方人口的出生率高于西方人口的出生率。总体而言，这意味着世俗主义不会无限地增加，因为非白人、非西方人往往不那么个人主义，也不那么完全世俗化。

城市的压力——如更高的成本、更小的空间和快速变化的文化——使得许多城市居民放弃建立家庭，但仍有许多人渴望家庭。城市教会可以成为建立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支持。而且，由于拥有教会对家庭的支持系统，城市中的基督徒家庭的出生率可以高于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也将有更多的人选择单身生活。当然单身生活有其自身的压力和挑战，但城市教会可以成为单身人士真正的家。教会是真正的家，可以使有家庭的和单身的人彼此联合成为属灵的家庭，这也是教会独有的特殊能力。

五、经济不平等以及中产阶级缩减

全球化赋予企业对劳动力的主动权是前所未有的。首先，自从全球市场一体化以来，发展出了“赢者通吃”的模式。其次，通过工作外包和低成本雇佣本地移民（他们的工资水平更低），劳动力成本降低了。第三，全职员工（有福利）会被兼职的合同工（工资低且无福利）或自动化流程所取代，从而在整体上削减了对全职雇员的需求。于是，中产阶级群体就会不断缩小。

虽然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相关讨论也应该继续下去，但80-90%底层人口的收入和资本相对减少，这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康登指出，这也与出生率下降有关：劳动力总量减少导致创造的财富减少，并使现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康登还指出，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在导致住房短缺，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城市中。^[3]穷人经常反对在他们的社区建设新房，因为担心房价会上涨从而增加住房成本。富人往往利用这些人作为盟友，因为他们不希望新开发项目进入自己的社区。但从长远来看，没有新住房，整个城市的住房成本都会上涨；那些最初反对开发房产项目的穷人将无家可归。

大城市的不平等将加剧。以白领为主要群体的教会和以蓝领为主要群体的教会之间必须彼此联合，在基督徒群体内和其所在的社区中分享资源。我们必须训练基督徒为公义而工作。

城市理论^[4]

城市理论的领域非常广泛且复杂，它试图用一种变革理论来理解城市，解释形成城市并塑造其居民的社会、政治、经济等人类行为过程。换句话说，城市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是如何发展的？阶级、性别、种姓和种族身份如何变化？宗教、商业、政治和文化如何变化？有哪些运作原则和机制可以解释城市的增长、发展和变化？

为了帮助城市更好地发展和变化，基督徒必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应该如何扩建旧城并发展新城？如何规划空间并利用土地资源？如何建立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如何更好的发展城市经济？通过评估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开始发现城市需要被修复之处，例如减少拥堵、污染、贫困和犯罪等城市弊病。

对于那些希望改变其所在城市的人来说，了解一些流行的城市理论学派可能会有所帮助。下述几个学派对城市都有独特的见解，现代有关城市本质的叙述通常都可以归入这些学派。每一种思维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洞见，基督徒可以肯定这些洞见，但也可以通过福音来澄清和纠正其结论。熟悉这些理论还将帮助我们与非基督徒讨论如何最好地看待并改变城市。

一、芝加哥学派：城市破坏社区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到过乡村共同体（Gemeinschaft，其中群体比个人更重要，其主要动力是服务他人）和乡村社会（Gesellschaft，其中个人比群体更重要，主要动力是个人进步，即使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5]。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 （Georg Simmel）紧随其后，认为城市带来了更精于算计和理性的心态，人际关系变得淡薄，丧失了共同利益的意识，最终形成了竞争主导的“狗咬狗”的环境。^[6]

芝加哥城市理论学派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领袖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以城市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多样性）来定义城市^[7]，这一准确的定义被广泛接受。但沃思继承了早期思想家的观点，认为城市必然侵蚀人类共同体、造成道德规范相对化。与乡村和小镇相比，家庭、宗教和道德在城市中不再那么受重视。邻舍之间变得不那么紧密，出现“社会失序”，导致犯罪、污染和贫困等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城市是坏的，而乡村是好的。城市越大，社会越不稳定，城市最终将停止增长。这种城市理论对于改进城市的愿景是“去城市化”——改变城市中空间的使用方式，使其更像郊区。例如，颇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城市愿景是必须有车，城市中布满高速公路、大型住宅和大面积的开放空间。这些想法都源于芝加哥学派。

后续的研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大量的批判和修正。其中一种反驳观点认为，许多城市实际上比其周边的乡村或小镇更为宗教化。例如，在伦敦，去教会的人比英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多。^[8]作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 ）毕生致力于反对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负面看法并试图通过减少人口密度来努力“去城市化”。当然这一学派的逻辑显然有符合真理的部分，但也存在被学术界忽视同时被美国福音派中的许多人过度强调的部分。^[9]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普遍的，且以不同的方式普遍存在于人类一切社会结构中。妖魔化城市和偶像化乡村必定是错误的。人类的罪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惟有上帝的恩典能拯救。正如上一章所述，城市既包含普遍恩典的祝福，也包含罪的咒诅，因为人类二者皆有。

二、批判城市理论学派：城市是由掌权者制造的过程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从古至今，城市都是富人为自己谋利而创造的地方。与芝加哥学派相反，他们认为经济而非文化才是城市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是生产过程，借此，在财富顶端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强迫人们为其创造财富而生活和工作。工业化、个体化、全球化、官僚化和“市场化”（将过去非正式进行的事情货币化）等社会进程使城市成为更高效的财富生产者，使城市居民成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

同样，这种观点也有符合真理的部分，相比于其他城市理论，批判城市理论更关注城市中的种族动态以及造成家庭贫困的城市结构。在某些方面，该理论对城市的看法甚至比芝加哥学派更为负面。然而，它对贫困群体的看法却不那么消极。与芝加哥学派不同，这一理论认为城市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完全人为创造的，并且是由上层强加于人的。这种观点（以及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学术界仍然盛行，但其批评者恰当地质疑了其对城市完全负面的看法——尤其是它认为城市居民没有能动性，只是资本家手中的棋子这一点。批判城市理论忽略了城市居民，特别是移民，确实具有的某种控制权，能够利用城市为自己谋利。该学派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否认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因而很难给城市下定义，更不用说研究城市了。

圣经告诉我们，罪是普遍的。不单富人是罪人，穷人也是罪人。基于圣经对罪的教义，我们不能妖魔化城市或资本家，也不能将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奉为救主。然而圣经常常谈到对穷人不公正的问题，批判城市理论学派对弱势群体的关切是基督徒应该认同的。对于城市的改进，该学派认为应该赋予政府更大的监管权，特别是监管企业。该学派的政治家对富人和企业家通常采取敌对立场，主张加大监管力度、增加税收。然而，这会侵蚀税基，导致企业外流，使城市更加贫困。这一学派的优点是凸显了城市中不公正的社会结构。缺点是它看待城市的视角过于单一，可能导致下意识的反发展心态，反而会导致穷人住房成本更高，并且根本无力改善公立学校、治安或社会福利等。

三、洛杉矶后现代学派：城市是一种体验和破碎之处

洛杉矶后现代学派认为，当今的城市是消费、刺激和奇观之处。洛杉矶是典型的后现代城市，因为它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不连贯且破碎的地方。该学派的思想目前很有影响力，并且似乎有意而为之的模糊——不愿意用任何明确、简单、可识别的事物来定义城市，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它不信任商业、私营企业或政府。该学派认为城市不可以被规划，应该让其自发地增长和变化。它欣赏城市的多样性，欣赏不同人群的自由混杂，欣赏其无法控制的本性——生活在其中就像探险一样。和芝加哥学派一样，洛杉矶后现代学派认为城市是个人摆脱群体的地方，不同的是后者把这一点视为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该学派知道城市不可控的本性可能导致贫困、暴力、不公正和孤立。它也认为城市是权力的结果，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改变措施。该学派的拥护者更像是福柯而不是马克思。他们是“没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10]。

很难说这种观点真的是一种“学派”还是只是一种情绪。虽然它的学术影响力不大（在大学里没有其专设的学术机构），但在文化上却很重要。城市中许多人因愤世嫉俗而采纳这种观点。实际上，他们既不信任大政府，也不信任开发商或企业；既不信任租户，也不信任房东；既不信任工会，也不信任企业。洛杉矶后现代学派没有提出全新的计划来帮助城市，而是倾向于平衡权力，不允许任何一方（企业、政府、警察、穷人）占上风。他们通常是反发展的。

从哲学上来讲，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该学派想要自由，也如此建议，但最终可能会沦为一种绝望的建议。为什么认为个人自由是好的？在其宣扬的所有相对主义中，道德观的基础是什么？然而，从圣经角度看，在该学派的观点中基督徒也可以找到可取之处，因为它似乎是唯一不高举任何因素的学派，这与保罗所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参罗3:10）是一致的。它不将任何事物奉为救主——无论是政府、郊区空间还是企业。我们应该避开那些认为可以解决城市问题的大计划。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可以认同。

四、城市文化主义学派

城市文化主义学派对城市的看法最积极，它认为城市是人们追求意义和福祉、发现和锻造新身份的地方。人们来到城市，创造可以实现这些目标的环境。在发展其独特文化的过程中，城市为社会生产文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人才的聚集；其次，相对而言，竞争中的正式和非正式障碍更少。例如，在小镇上，新业务需要经过当地“守门人”（政府、商会等）的支持，在城市中则不然。从本质上讲，“城市被视为一项集体成就”^[11]。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2002年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对这种观点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2]创意阶层——市中心的企业家、创新者、企业主和白领——在社会生活方式上是自由的，但它在经济上却是较为保守的，因为他们支持商业和创业。创意阶层被视为现代城市社会和经济活力的主要引擎。

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观点与创世记第11章的观点的相似之处，即人们来到城市，通过创业（建造巴别塔）“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或身份）”（参创11:4）。不过，这个学派仍有符合真理的部分。世界各地的城市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创业引擎不仅存在于以专业人士、白领为主的中心城市，即使在贫困社区中，居民也会创办小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新企业。从圣经的角度看，这种观点与基督徒产生共鸣，因为它谈及城市创造文化的能力。然而像其他观点一样，它也遗漏了一部分真理。城市也是一个由强者为自身利益所掌控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批判城市理论学派的学者们是正确的。因此，城市既生产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权力所控制。

五、学派观点小结

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增长是人类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在城市，人们争夺稀缺资源和工作。在城市，移民聚集求生存。但城市带来社会失序、社会纽带松散，因为城市中的关系是短暂的、表面的。城市带来孤独、贫困、犯罪，家庭、教会和社群的破裂。虽然城市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但却可以改进。该学派试图通过重要的城市规划项目来解决问题。

批判城市理论学派认为，城市是富人创造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城市是由强者为自身利益强加给人们的。城市文化不是被人创造的，而是由经济和财富利益创造的。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城市将充满不平等，除非行动主义^[13]和政府“干扰”城市自然发展过程，例如士绅化（gentrification）。据此逻辑，我们不能让城市“做自己”。该学派试图通过政府来解决问题。

洛杉矶后现代学派认为，城市是人类破碎本性的镜子。城市确实意味着失序，没有人知道如何将城市的碎片拼起来。不同的人彼此接触，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种族主义和派系主义。克服贫困的努力可能会带来对他人的依赖，甚至更深的贫困。唯一的出路是避免以拯救都市的大计划的形式出现的元叙事^[14]。该理论的支持者不关心城市问题，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城市，因此它不寻找任何解决方案。

城市文化主义学派认为，城市是想住在其中的那些人创造的。他们想要人口密度和多样性，和人（既是相似的人也是不同的人）近距离接触。他们渴望城市的独特文化以及由人口密度和多样性产生的创造力。据此逻辑，应该让城市“做自己”，让人们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创造自己的过程中创造城市。城市的发展在于其独特的文化。该观点体现了许多中心城市年轻的专业人士的浪漫主义，它试图通过商业来解决问题。

基于下面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学派置于以下的坐标中：

1、对社会、个人和经济生活而言，城市主要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2、能否改善和改变城市，还是说城市是不可变的？

1. 最正面/主动的：城市文化主义学派
2. 最消极/主动的：批判城市理论学派
3. 消极中最不消极的/被动的：洛杉矶学派
4. 积极中最不积极的/被动的：芝加哥学派

北美地区以外的读者们，你们的城市是否受到了这些城市理论学派的影响呢？你们所在的地区是否有其他的城市理论学派呢？

回应：基督教对城市的理解

每种城市理论学派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但似乎没有一个学派真正地捕捉到了城市的复杂性。城市更像是活的有机体，而不是死的机械装置——记住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机械装置是其各部分的总和，可以被拆分并重组。但一个有机体运作时展现出的整体性超越其各个部分的总和。一个活的有机体不能像机械装置一样被拆解、重组后依然存活。我们不知道大脑的化学成分如何产生意识；同样，我们也无法知道城市展现出的“涌现行为”（emergent behavior）。涌现行为是一个系统的行为，即只有在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外部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行为。^[15]正如经济学教授桑福德·池田（Sanford Ikeda）所说：

我认为雅各布斯对经济学乃至对整个社会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章中介绍过并延续至《城市经济学》第一章中的内容：活的城市是一种涌现的秩序，是有目的的个人活动在无意中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秩序——产生了活的城市，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种没有计划且自发的秩序。^[16]

政府和城市规划者理想化了高度计划的城市，然而这并非完全错误。如果你像洛杉矶后现代学派一样，认为城市的一切都无法控制或计划，那么你应该看看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强有力的政府介入缔造了功能良好且美观的城市。

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认为，雅各布斯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展示了系统如何维持和改变城市，这些系统大多是自治的，不是政府、城市规划者或开发者计划的。确实，很多系统是从高层（有权、有钱的人）涌现的（正如批判城市学派所说的），但也有许多系统是从底层涌现的，由无数不同的个体组合而建立。其中有些对城市中的大多数人有利，有些则不然。因此，雅各布斯反对芝加哥学派对人口密度的反感以及洛杉矶后现代学派所认为的城市混乱的特性。她认为，城市以无数种方式进行自治，人口密度越高越好。城市的自治方式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也不是主要由富人或企业家驱动的。

我认为，有神学理由支持雅各布斯和巴蒂关于城市运作方式的观点。正如第九章“城市神学”所述，城市的发展是从上帝赐给人类治理受造物的使命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人类受造有建立文明的天然倾向，建立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如同设立婚姻一样，上帝也创造了城市，因为没有相应经文来支撑，而创世记2:24则是婚姻起源的依据。然而，启示录中所记载的人类社会是一座城这一事实表明，城市并没有偏离上帝的旨意，而是出自上帝对人类及人类繁荣的目的。建造城市的动力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因此当发现城市是如此复杂的时候，我们无须惊讶。城市是有机体，任何一方或力量都无法在不伤害或摧毁城市的情况下控制或消灭它。

如何建设城市

如前所述，城市就像生命体，具有自我生成的能力，能够以无数种自治、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是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激发和促进城市的良性成长呢？

在某种程度上，答案至少与人口密度和土地用途有关。在北美，关于城市规划和理论的首次大冲突是罗伯特·摩西和雅各布斯在纽约市发展问题上的冲突。摩西遵循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提倡“美丽城市”、“花园城市”和“光辉城市”^[17]。这些城市建设的方案本质上是试图通过修建大型高速公路（取代社区并促使郊区扩张）来疏散城市中心的人口，并通过政府严格地规划，采用统一的分区（商业区、住宅区等）使城市更像郊区。

然而，雅各布斯认为，高密度能够激发和生成自发的、有机的系统，并且这些系统往往能很好地服务社区。雅各布斯认为政府也可以支持促进城市人口密度的发展。她对城市的自然发展比芝加哥学派更为乐观，比洛杉矶后现代学派更看好规划的作用。对商业和非政府行为者的态度既不像批判城市理论学派那样悲观，也不像当代城市文化主义学派那样乐观。雅各布斯的观点至今仍然受“新城市主义”^[18]运动欢迎。

回应：基督教对城市建设的观点

正如第九章“城市神学”中所述，基于圣经的理解，城市应该是密集、紧凑（参诗122:3）且多样化的，因为新耶路撒冷中的人是来自各族、各方、各民和各国的（参赛60;启7）。城市生活的高密度催生了法律制度（在密集地区需要法院系统来裁决纠纷），这也是以色列“逃城”的基础。显然，圣经并没有提供城市应该有多密集的蓝图，例如每平方英里1千人，1万人，还是10万人。但人们彼此近距离的生活可以创造新的社会结构，从而促进人类的繁荣。这和圣经所强调的关系的重要性是一致的，倘若人们彼此分隔则无法实现。

因此，基督徒不应视密度为罪恶。然而迈克尔·巴蒂正确地指出，从经济上考虑，大都市中许多人需要郊区和其他较不密集的社区。总之，基督徒不应教条。芝加哥学派导致了过度分区和控制，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放弃分区规划？我们难道没有为公园划分土地吗？没有建筑规范吗？像康登和雅各布斯一样的思想家们试图抵制这些城市理论学派的严格意识形态化和简化主义。我们也应该如此。然而，对于想要促进城市平安的基督徒和事奉者来说，熟悉这些理论有助于澄清思路。

如何修复城市（“城市更新”）

每个城市理论学派都有其基本的更新城市的方法，用以改善城市人口密度带来的问题。以下是各学派处理住房问题的方法概述：

芝加哥学派影响了北美和欧洲，为穷人建造了大规模的住房，用大型的街区和校区把他们和城市的其他部分隔开。问题在于，住房的维护成本极高，并且容易滋生犯罪和成瘾问题。

批判城市理论学派认为，政府财政干预是唯一的出路。其首选方案是实施大规模的租金控制，即政府直接控制租金成本或提供租房补贴。问题在于，这么做需要提高税收而这会损坏税基（详见前述）。

洛杉矶后现代学派不建议进行重大干预。在城市中心发展创意阶层，在下渗经济学效应^[19]的作用下穷人将会得到帮助。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纯粹的市场力量会导致士绅化。

城市文化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税收优惠来吸引高科技以及年轻、进步的企业家和艺术家，他们将为城市带来经济活力并增加税收。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往往只惠及城市中心，而非所有社区。在许多情况下，这导致了严重的士绅化，原来的工人阶层和贫困居民将在经济上无法负担从而被迫搬离，取而代之的是年轻的专业人士。

北美许多城市的新出路是将贫困人口融入混合收入社区，使其中20-30%的住房成为“可负担的”住房。这些住房的租金由其附近按市场价格售卖的房产来补贴。这往往需要政府与私人开发商协力完成，原因在于私有市场利益本身往往会造成城市住房短缺，因为产业所有者希望提高其产业的价值；仅仅依靠公共住房，成本又太高。

回应：基督教“修复城市”的观点

在世界许多地方，政府和集中规划者已经意识到他们在控制、建设和修复城市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或许如今最有前景的方法是聚集多方力量——政府、商人和开发者、本地组织（包括教堂、寺庙、清真寺和社区协会）以及本地居民，共同制定改善社区的计划。然而，只要尝试过这种方法的人都知道，每个群体都希望由自己完全掌控！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看法，都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很难达成共识。但如果能够建立伙伴关系，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合作，也可以带来重大改善。

以下是关于在北美应对士绅化的案例研究。为了明确教会对士绅化的立场，我们首先必须清楚什么是士绅化。随着工作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住在该城市，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建造足够的新住房，他们希望通过短缺来提高房产价值。许多时候，土地所有者与担心被驱逐的穷人结盟，阻止开发新住房。例如，在过去10年中，纽约市每年增加7-9万个工作岗位，但新增住房却不超过2万。结果是可负担住房短缺，年轻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家庭进入较贫困的社区，穷人则被驱逐流落街头。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士绅化？停止开发住房无法阻止这一进程。虽然停止开发住房，穷人不会立即被驱逐，但最终还是会被驱逐。不过可以通过政府和私人开发商协作来控制这一过程，从而增加阶层和种族多样性，并优待较贫穷的本地人。不受控制的士绅化只是驱逐和同质化。受控的士绅化则带来了更大的多样性和社会秩序的改进（学校、安全等），通过为留在社区的穷人和工人阶层制造更好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受益。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穷人确实被驱逐。较富裕的社区需要向这些被驱逐的低收入居民开放（这常常遇到阻力）。教会在其社区必须带着同情心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对此动态毫无察觉，教会可能会默许并无意中参与这些变化过程，并产生有害影响。

基督教城市理论？

城市宣教学教授迈克尔·柯兰（Michael D. Crane）借用尼布尔的“基督与文化”的模型，指出教会往往会非正式地采用某种世俗的城市理论作为其改变城市的方法。^[20]柯兰认为，尼布尔的文化模型与城市理论学派相似，并影响教会对待城市的方法。

例如，教会反对城市（与芝加哥学派相似）。寻求城市和平的主要方法包括个人传福音、有策略有组织的祷告，参与政治（通常是保守派），并控制商业、媒体和艺术的文化中心。

教会属于城市（与批判城市理论学派类似）。寻求与世俗机构合作来服务边缘群体，参与政治（通常是进步派），并教导结构性不公平的相关内容。

教会与城市貌离实合（与洛杉矶后现代学派和城市文化主义理论学派相似）。寻求城市和平的主要方法是传福音和植堂、整合信仰与工作、社会创业以及致力于怜悯和公义的事工。它赞扬个人慈善和服事边缘群体。

以上三种方法很常见。第一种是较为基要主义或保守派教会的观点，对文化和城市持负面、对抗态度。倾向于只强调属灵层面（“改变一个一个人的心来改变文化”），但又以某种矛盾的方式鼓励基督徒保住文化权力地位以改变社会。第二种是持自由主义神学的进步教会的观点，这种观点几乎完全倾向于政治的而非属灵的。第三种对城市的看法更积极，但仍倾向于避免直接参与城市的结构。相反，它创建了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仁慈帝国”。

教会转化城市与上述“教会与城市貌离实合”相似，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它有时与世俗机构合作以服事边缘群体，例如当地的住房项目或公立学校。基督教群体发展企业，致力于整个社区而不仅仅是居民，并在一个地区发起多个非营利组织。它与政府和企业合作，以更新并组建社区。它提倡基督徒在当地长期居住和投资。

我们会发现关于城市如何改变有许多理论，而且有些理论相对来说确有可取之处。正如我之前提出的，城市基督徒和教会领袖应该成为学习者，了解城市如何改变以及如何向好的方面改变。通常，城市教会倾向于忽视这些动态，而非理解和驾驭它们。城市植堂运动旨在装备城市教会领袖以了解当前的学派和理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装备教会成为良善的中保——为其社区求平安。我们越理解城市运作的动态，事工就会越有果效。

城市事工技巧

基于上述内容，下面是城市事工领袖应该培养的一些技巧：

1、组织发展能力：社会创业的能力，或装备和照管能够带来就业机会和公义事工的企业家。

2、文化敏感性：对文化差异有深刻的认识和敏感性。不仅了解不同种族的文化和历史，也包括不同世代、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城市领袖要了解其区域内的众多亚文化，并寻求建立跨越种族和文化界限的良好关系。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尊重和理解、授权和倾听；并耐心地面对种族冲突和误解。

3、整合信仰与工作：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帮助城市基督徒思考基督教世界观对其工作的影响，这是门训事工的重要部分。

4、复杂的传福音：城市居民非常多样化，无法用单一的福音宣讲方式或传福音的方法触及所有人。教会领袖必须知道如何向犹太人、穆斯林、无神论者、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进步派、保守派等不同人群传福音。

5、城市敏感性：这是一种难以定义的与城市人群建立联系的能力。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讽刺与感伤的感知、关注品质（真实性而非华而不实的方式）、对创新和不断变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在流动性大的地方结交新朋友的能力。

6、社区联系：郊区居民通常认为其社会系统会运作正常，很大程度上忽视社区。出现问题时，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正式手段解决。然而，许多城市居民会参加社区委员会，关心当地公立学校，努力结识所有本地商家并努力积累社会资本以解决问题。教会及其成员必须被视为好邻舍，并努力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参与者。

7、与艺术家建立关系，并开展艺术事工：艺术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服事而非仅仅被雇佣的群体。教会需要服事并善用他们，而不是仅仅“使用”他们。

8、同时向信徒和非信徒讲道：讲道不仅应涉及“感受的需要”，如沮丧、焦虑、愤怒和家庭问题，还应涉及文化叙事，如关于身份认同和正义的话题。

推荐阅读

1、Bess, Philip. “Cosmograph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Marking Sacred Order.” YouTube video, 51:26. November 5,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9HoCTHjkeU.

2、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新城市危机》，吴楠译，中信出版社，2019。

3、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 译林出版社，2005。

注：

^[1] 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21世纪教会成长学：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教会新异象》，何明珠译，校园书房出版社，2018。

^[2] 资料来源：Patrick Condon, 5 Rules for Tomorrow’s Citie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9); Edward Glaesar, The Triumph of the City (London: Pan Macmillan, 2012); Edward Glaeser and David Cutler, Survival of the City: Living and Thriving in an Age of Isolation (London: Penguin, 2021); Michael Batty, Inventing Future C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8).

^[3] Patrick Condon, 5 Rules for Tomorrow’s Cities ,12.(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19)

^[4] 详见：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Modern Library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Daniel J. Monti, Michael Ian Borer, Lyn C. MacGregor, Urban People and Places: The Sociology of Cities, Suburbs, and Tow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15); Condon, 5 Rules for Tomorrow’s Cities; Harvie M. Conn, A Clarified Vision for Urban Miss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7); Harvie M. Conn, “Part 3: Understanding the City” in Harvie M. Conn and Manuel Ortiz, Urban Ministry: The Kingdom, the City, and the People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VP, 2001);Michael Batty, Inventing Future Cities.

^[5]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and Society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2002).

^[6] 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1903,https://www.blackwellpublishing.com/content/bpl_images/content_store/sample_chapter/0631225137/bridge.pdf

^[7]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1938).

^[8] Harriet Sherwood, “London More Religious Than Rest of Britain, Report Finds,” The Guardian, June 24, 2020, https://www. theguardian.com/world/2020/jun/24/london-more-religious-than-rest-britain-report-finds.

^[9] 详见，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 译林出版社，2005。

^[10] Monti et al., Urban People and Places, 93.

^[11] 同上，94。

^[12]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创意阶层的崛起》， 司徒爱勤译， 中信出版社，2010。

^[13] 译者注：行动主义（activism），即为达到政治和社会目的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14] 译者注：元叙事（meta-narrative），也称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指关于历史、经验、知识的一种普遍的、主导性的叙述或体系。它为个人或社会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框架和背景，试图解释历史、社会现象或人类存在的本质。相关内容可参考第五章“世界观与教义”。

^[15] 译者注：例如，蚁群可以“智能”地计算出到达食物的最短距离，鸟群的有序且灵活，大脑的意识等。

^[16] Sanford Ikeda, “The Economy of Cities: Jane Jacobs’s Overlooked Economic Classic,” The Independent Review, 24, no. 4 (2020): 617, https://www.jstor.org/stable/48583526.

^[17] 参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引言”。

^[18] 译者注：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城市理念，主张回归传统城市形态，建造可以容纳不同住房和工作岗位的步行社区。

^[19] 译者注：“下渗经济学效应（trickle-down economics effects）是源于美国的经济术语，用于描述给富人及企业减税可惠及所有人包括贫苦大众的经济政策（如雷根经济学、供给面学派与自由市场）。”（维基百科）

^[20] Michael D. Crane, “The Spectrum of Christian Models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Vol. 5, May 2021.